绿色保险任重道远

首先，就规模密度而言。

[6]2007年，马怀德教授提出法治GDP概念，主张从我国实际出发，抓住行政主导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以全新的政绩观为突破口，把法治引入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体系，从而激发起各级政府推动法治的热情，使法治的推行由被动转为主动。充分调动公民参与经济社会管理的积极性，发挥公众群体智慧的优势，无疑是打造小政府、大社会的必由之路。

中国共产党历来将反腐倡廉放在突出的位置，这涉及执政根基。程序亦具有独立的价值。（九）数字政府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运用大数据推动经济发展、完善社会治理、提升政府服务和监管能力已成为趋势。[20] 现代行政法的一个典型特征是从以司法审查为中心转向以行政过程为中心。（一）酝酿期（1978-1992年） 197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制十六字方针。

作为两种行政争议化解机制，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应当互补互恰、和谐共生，共同打造最优化解行政争议的法治体系，构建行政救济体系化的最优发展之路。尽管二者内在逻辑不同，但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尤为必要。然而，既然本文论述信赖保护原则在行政法中的适用，就应把并不适格的信赖基础从一开始即排除在外。

信赖保护原则的适用弥补了这里的保护漏洞，这也即是该原则具有独立存在意义的原因所在。德国学界论述信赖保护原则在行政法领域的适用，首当其冲的基点就是授益行为的撤销与废止。如果并非在如此广义上阐述信赖保护原则的话，则通常需更为紧密地围绕授益行为的撤销与废止来作出论述。行政机关在此拥有不受限制的撤销权，曾经为法律规定与司法裁判所普遍认可。

概言之，上述德国与我国台湾地区的成文规范，系着眼于意思表示的发出过程来设定法律制度。由于第48条第2款等条款对授益行为的撤销条件作出限定，因此第1款第1句中规定的所谓无限撤销权仅能适用于干涉行为。

即便可能形成冲突，通过一般意义上的依法行政原则的适用，亦可以调和不同利益之间形成的不同取向。然而，在此应当看到的是，上述二位学者的观点实际上并非仅就具体行政法律关系而言。正如派纳教授所作的一个简要阐述：相关人必须在主观上信赖具体行政行为的存续，并基于信赖而已经有所作为，从客观上而言该信赖必须是值得保护的。陈爱娥教授亦认为，信赖保护原则在立法权的领域表现为法律不溯既往的要求，在行政处分的领域表现在授益性行政处分的废弃上。

在德国，不论联邦宪法法院所作的裁判，还是学界的主流看法，实际上均支持这样的判断。其原因在于，如果因果关系不能成立，则信赖表现并非建立在信赖基础上，因而也就不能构成所谓的信赖表现。前者的范围较为清晰，后者即何为财产处置的问题则难以确定具体范围。在此意义上，利益权衡具体表现为受益人的信赖利益与国家的改变利益之间的权衡。

参见董保城：《行政处分之撤销与废止》，载台湾行政法学会主编：《行政法争议问题研究》上册，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482页。应形成何种适用规则才能构成具体的信赖保护或狭义的信赖保护的问题，并未得到基本解决。

例如，陈振宇法官认为，《行政许可法》的相关规定与德国法上的信赖保护原则在内涵上并不完全一致，原因之一即在于其不要求具备信赖表现。亦有学者认为，行政行为是否合法不影响信赖保护原则的适用。

因此，两位学者之所以持上述观点，原因在于他们所针对的分析对象不同。相对于抽象立法关系而言，在具体行政法律关系中形成的利益权衡中，权衡基点之一为受益人对于原授益决定所形成的存续利益。在此基础上，之所以需要把信赖基础首先限定于授益行为，是因为干涉行为的改变只能有利于行政相对人。[6]展鹏贺：《德国公法上信赖保护规范基础的变迁——基于法教义学的视角》，载《法学评论》2018年第3期，第148页。也就是说，在上述这些可能的偏离过程中，受益人的利益实际上都可以通过特别法律中原本已设定的方式，基于一般意义上的依法行政原则的适用而得到救济。该条立法目的并非旨在保护受益人之信赖利益，而在于保护公共利益。

例如，在学界颇为关注的益民公司案中，法院除援引诚信原则作为论据外，还明确将益民公司的损失界定为信赖利益。或许有人认为，应在信赖基础这一适用要件上尽量纳入更多可能性，以便在后续适用要件上视其是否可以通过审查之后，再行确定其具体范围。

[64][德]弗卢梅：《法律行为论》，迟颖译，米健校，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564页。对于法不溯及既往而言，则主要涉及如何对立法权进行限制的问题。

类似的规范构造似乎亦可适用于行政法律关系中，因为行政相对人对于行政机关作出的意思表示，通常更难以辨别是否具备合法性。[74]参见陈国栋：《行政许可创制了名为信赖利益的新型权利吗？》，载《求是学刊》2020年第5期，第120页。

从其内在逻辑关系而言，四适用要件之间相互紧密相连、缺一不可。对于授益行为而言，在此区分其是否合法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由于适法者通常不可能违反《行政程序法》中的明确规定，因此这种观点不再可能占据主导地位。[40]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编：《〈行政程序法〉试拟稿（专家意见稿第11稿）》，载《宪政与行政法治评论》（创刊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6—267页。

与我国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中的上述规定相比，前述《〈行政程序法〉试拟稿（专家意见稿第11稿）》第109条以及张兴祥所拟条文，采用了基本相同的利益权衡方式。因此，具体分析信赖保护原则的适用方式，应当以紧密结合其特定适用领域为基础，否则无法得出清晰的结论。

在此，核心内容在于受益人是否以客观上可证实的方式作出相关处置。法院仍系出于维护公共利益而判决确认被诉行为违法，并责令行政机关采取补救措施，并非适用信赖保护原则。

在信赖保护原则可能适用的所有领域中，通常认为授益行为撤销与废止、法不溯及既往是两个最为典型的领域。当然，与此同时也应当看到，如此命名确实能够起到简要描述相关学理构造的效果。

陈国栋教授亦指出，作出如此限定的原因在于相对人存续持有的违法给付无法从一般的保护自由与权利的客观法律规范中获得支持。如果基于陈华彬教授作出的梳理，则意思表示错误可以分为内容错误、行为错误、当事人资格或标的物的交易上重要性质的错误、动机错误、法律效果错误以及意思表示的不合意（不合致）等六大类型。在他看来，仅有主观信赖并不能成为值得保护的理由，仅有当信赖构成了信赖行为的基础时，亦即信赖通过处置或信赖投资等具体举措得以客观化之后，才值得保护。在原有法律状态没有发生变动的情况下，受益人对于信赖基础形成的信赖不变，其由此所获得的利益亦不变。

笔者亦认为该案裁判中徒具信赖保护之名，实则仍属一般意义上依法行政原则的适用。在行政活动的范畴之内，还可以把信赖保护原则的适用对象具体划分为具体行政行为、行政合同、事实行为、允诺、规划等活动方式。

在我国学界，实际上亦不乏有学者注意到相关学理问题。注释: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行政诉讼类型制度的构建研究（19ZDA163）。

二者均明确了对于违法行政决定在特定情况下的存续保护，这在我国行政法治建设历程中无疑属于较为特殊的规范构造。[39]张兴祥：《中国行政许可法的理论和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版，第257页。